公示公告

常青树下——铁血将军杨靖宇牺牲经过寻访手记

2019-04-26 00:39:17   来源:警事网   编辑: 李博   

   在美丽的长白山腹地靖宇县,有一处令无数中华儿女心存敬意的圣地——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从杨靖宇将牺牲那一刻起,有关他牺牲前的战斗、他牺牲的原因,就有多种说法在民间流传,一传十,十传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播着。有的说法甚至渐成主流并得到社会认可。然而,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可信?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如今,铁血英雄杨靖宇已经牺牲七十九周年了,为此,我们从1981年开始,无数次踏上杨靖宇将军牺牲前的行军作战路线,倾听并记录了亲历者、当事人和相关群众对七十九年前那场战斗的诉说,特别是由那场战斗所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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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将军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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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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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贤教授在给培训学员授课


第一部份


  将军牺牲的日子是怎样一个艰苦卓绝,又孤立无援的绝境啊——

  

  今日浅浅的三道濛江河,当年是汹涌澎湃、四季水温如一的“江”。山水苍茫,阅尽兴亡,素有“神水”之称,那是典型的汇聚众多涓涓细流于一身的矿泉河。河南岸原来立有一块巨大的卧牛石,那是将军牺牲前依身作战的掩体;卧牛石不远处有一棵粗壮的槭树,也是当时将军与敌对抗的即时掩体,老百姓管它叫“拧劲子”。拧劲子是长白山上的珍稀树种,学名白扭槭,质地极为细密坚韧。有人说“大跃进”时被人伐掉了;也有人说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伐去修电站用了,总之原来那棵树没有了。1978年修建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时,靖宇县委决定在拧劲子树原址立“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殉国地”纪念碑,同时,为展现当年那场战斗场景,在纪念碑旁补栽了一棵杉松,立碑著名“常青树”。

  

  常青树以东500多百米处的坎上有个地窝棚,那是将军牺牲前夜的宿处。地窝棚四周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林中覆盖的雪很深,很白,没过膝盖,平常棒劳力踏进去都不是件轻松的事,已经八天粒米未进,仅靠枯草、棉絮填充胃肠的将军,此时已无力再踏进那片属于他和抗联一路军将士杀敌报国的天地和曾经为他和他的战友提供过无数次掩护的天然屏障。暴露的身影,极度饥饿、极度疲惫,仅靠着超常意志,顽强地维持生命活力的将军,此刻的处境毫无疑问是极度危险的,一旦敌人扑上来,将没有任何退路!

  

  那个地方离濛江县城很近,还不到12华里。

  

  晌午时分,伪通化省警务厅长、通化省警察大队本部司令官岸谷隆一郎接到报告后,派出的第一批“快速挺进队”赶来了。保安村的伪牌长赵廷喜为他们作向导。

  

  此时,将军身边没有一兵一卒。然而,这条三道濛江河和河岸上的树木,此刻都成了他的兵,也是他的将,首当其冲,将敌人挡在对岸。没有这条河,已经八天八夜没吃到一粒粮食的杨靖宇,因为2月12日与警卫员黄生发分手时已患重感冒,2月15日在新开河木场与600余讨伐队遭遇时左臂负伤;此刻又冻又饿,即伤且病,如果不是天佑英雄的话,很可能被讨伐队捕去。要知道岸谷隆一郎当天一共派了五批快速挺进队,前后二百余人。别说是二百多手里端着三八枪的讨伐队,就算他们手里拿的都是烧火棍,也能把将军逮着了。之所以没逮着,除了将军的绝顶顽强,就是这条河在暗中助力。

  

  敌伪档案记载:第一批快速挺进队因为雪大,“只好弃车,徒步踏雪”,兵分两路进发:一路由伪通化省警务厅日本警佐补益子理雄带领翻译官刘述廉和十三名讨伐队员,来到岸边,就被那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他们发现了隐蔽在对岸卧牛石后面的杨靖宇将军。但河面无桥,覆盖着积雪的石头将河水拦截成一疙瘩一块儿的水涡子,呼啸流淌。快速挺进队员邢玉山说他走在前面探路,试探着踏上一块大石头,没等抬脚就“呲溜”一下滑进河里了。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瞅着将军“像大驼鸟似的跌跌跌撞撞”“向高地退却”,却抓不着他。

  

  另一路,由日本警佐西谷喜代人带领三个日本兵:小越森幸、大阪、坚石,携一挺机关枪(射手、副射手、弹药手三个人),在赵廷喜的引领下,踩着横卧在河床上的倒木,向事先约好的“指定地点”——地窝棚扑去,准备偷袭。可是,“到了那里却连个人影也没有”“只见一排大脚印上山了”。西谷“用手语指点着、比划着”跟踪追击,绕到将军背后,与对岸的快速挺进队形成夹击之势。

  

  体能已消耗到极限的将军,面对突然而至的敌人,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持续八天八夜粒米未进的他,再也没有力气摆脱敌人了,只能靠在拧劲子树下大口大口地喘气。当时的场面是:敌我相距不足三十米,也就一个篮球场远近的距离。因为出发前岸谷有令:“千方百计捉活的,劝他归顺,以便把他的才干引导到于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所以,快速挺进队最先发起的是政治攻势。益子理雄喊:“杨,你的命要紧,抵抗没有用了,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这话是刘述廉给翻译的。1982年7月在大连杨树房区刘家采访时,刘述廉对我说:“到现场讨伐杨将军是我背了一辈子的良心债。”

  

  刘述廉翻译完叛徒们喊:“杨司令啊,你投降吧,投降了能当大官享大福,不投降马上就没命了!”但“回答他们的只有手枪的子弹”。《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述:当敌我相距三百米、二百米……敌人端着枪一步一步逼向将军,在距离只剩三十米的时候,现场指挥官西谷喜代人见活捉杨靖宇没有希望,断然下令:“干掉他!”“经过十分钟激战,一排机枪的子弹击中杨的胸部。他仰面向天,轰然倒下。”

  

  时间停止在1940年2月2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

  

  将军的血流在雪地上,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是那样的鲜红。滚热的鲜血渗入河流中,冬季里一向平稳的三道濛江河水,突然悲怆地咆哮起来。巍巍群山,苍莽深邃的原始森林在为没能为这位不屈的儿子提供掩护而扼腕叹息,奔腾呼啸;本来晴朗的天空中飘飘洒洒的雪花也在此刻凄然而至,天公、大地,都在为这位忠诚的战士垂泪!


第二部份

  

  四十五年以后,一个风轻云淡的秋日,我将原抗联一路军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叛徒张秀峰领到常青树下。


  张秀峰十四岁参军,始终跟在将军身边当警卫员,不仅枪法好,聪明伶俐,还会一点武功,深得将军喜爱。1939年冬抗联一路军司令部打下两架敌机,其中的一架就是他打的。平日里将军对他的爱意也都写在脸上,毫不掩饰。没想到他却在将军最危难的时刻——1940年2月1日,携大小枪四支、军费九千九百六十元、机密文件数件下山投敌。

  

  我曾当面问过他:为什么要下山?离开老杨、离开抗联?他说:他当时心里憋了口气,平常老杨什么都能迁就他,偏偏这回就说什么也不管用了。还是王传圣、徐哲求着我,让我给老杨做工作,可说什么都不行,就是不开面,让我别个劲。他还说:老杨本来是可以不死的。1939年冬,尽管处在被敌人重兵包围的状态下,老杨也不是走不了躲不开。一路军总指挥部先后开过两次会,专门讨论过境苏联的问题。头一回,1939年5月在辉南县石道河子,苏联交通员来联系我们过境(1938年7月末8月初,日军在中苏朝边境挑起张鼓峰事件,最终以苏联红军获胜结束。苏联心有余悸,派人联络抗联一路军赴苏分担边境压力),大家伙也觉得过境去苏联,等形势好了再转回来打,挺好个事。我在帐篷外面放哨听的真亮儿地,大多数人都同意,就老杨不干。他说:东北抗联、东北抗联么,你把东北抗联拉到苏联去,出了国,那还叫东北抗联吗?再说,上苏联去抗谁呀?其实,不愿意去苏联,咱也理解。你中国军队上苏联地界去,扒人家下巴颏说话不硬气,就老杨那脾气怎么也不是个事。何况共产国际还提出那么个口号:‘反满抗日不并提’。意思是光让你抗日,但不反对满洲国。这让老杨挺生气。满洲国是小鬼子侵略东北的产物,不反满,抗日就是空话!打那以后上苏联的事就再不能提了。但你上长白山上猫起来总行吧?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就主张这个,还发动我和军部医务处长徐哲做老杨的工作。

  

  1939年10月20日,抗联一路军总指挥部在桦甸县头道溜河满军兵舍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冬季反讨伐。那一次老魏(即魏拯民,时任抗联一路军副司令、总政治部主任)来了,就提出上长白山隐蔽这个事儿,老杨还是不同意。老杨那人从来不发火,就是出了老程叛变那么大的事也没见他发火,从容不迫地改编了队伍,应对变化,该咋的还咋的。可是在那个会上我看见他发火了。那是第一次看见老杨发火。他在会上嗷嗷地吵吵,声音特别大:“东北抗联是干什么的?打鬼子的!打鬼子的部队不打鬼子,扛起枪上长白山里躲猫猫,那还叫抗联干什么?”“我们要是都走了,老百姓怎么办?群众会怎么想?他们就会对抗日复国失去希望了。我们不能走,尤其是我,更不能走!有我在,东北抗联的旗帜就不能倒,老百姓抗日复国的念想就活泛。我不走,就是死也得死在抗日战场上!”


第三部份

  

  1982年七月的一天,在郑州寻访原靖宇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时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若泉的时候,老书记给我看了一张自己精心收藏的照片。经杨靖宇将军的战友、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常务副主编姜椿芳认定:这张照片拍的是日本人绘制的《杨靖宇匪追蹑歼灭要图》,很珍贵。

  

  以后,我就带着这张图片南上北下,走了大半个中国,经过三年多时间,采访当时健在的老抗联和知情人三百多位,才将图片上所标示的内容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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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张《杨靖宇匪追蹑歼灭要图》上,可以清楚地知道杨靖宇将军从1939年11月22日进入濛江起至1940年2月23日牺牲,每次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敌人所投入的兵力状况,详尽记录了将军牺牲前每一场战斗的事实经过。

  

  图中显示:1939年11月22日,杨靖宇虽然一进濛江就被敌人盯上了,围追堵截,激战不止,但刚开始的仗打得都很顺。“六号桥”“摸火堆”等经典突围战都是在这时候打的。

  

  变化发生在1940年1月9日。杨靖宇将军率司令部所属部队与第一方面军参谋林宇成会合后,在错草顶子遭到敌机引导下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有马部队、小滨部队、名古屋部队包围。天上,敌机狂轰滥炸;地面,日本守备队火力凶猛。仗打得非常残酷,一日之内三易战场。直到天黑下来,才摆脱敌机的纠缠。林宇成埋怨:“司令部目标大,你们来了一和弄,我们都没法猫冬了”。擅自率队出走。

  

  林宇成是专门在濛江南泊子一带筹备和管理粮仓密营的负责人,他有一支六十多人的小部队,分布较广。抗联冬天在林海雪原里打仗,全靠粮仓密营接应。林宇成的出走,加上叛徒程斌(程斌,原抗联一军一师师长,1938年6月29日在本溪碱厂街小学叛变后,被日本人任命为伪警察讨伐大队大队长,专门讨伐杨靖宇)对抗联密营的破坏,等于掐断了杨靖宇及其部队的后勤补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将军果断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1月20日清晨,警卫旅政委黄海峰、一团团长韩仁和各自带领六十人的小部队,诱敌北上。

  

  然而第二天,军部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就在马架子战斗中被捕叛变,把将军分兵突围的行动计划向敌人合盘端出。岸谷根据丁守龙的口供,不追“踩蹓子”(部队行军时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的韩、黄二部,仍然集中兵力死死盯住杨靖宇,紧追不舍。

  

  1月28日,马屁股山战斗。马屁股山位于四方顶子西侧,为濛(江)辉(南)界山。杨靖宇部队在通化省警察讨伐大队申麟舒大队追赶下到达四方顶子山下,遭遇伪军程斌大队、曲焕文大队和关东军渡边部队的拦截。将军率部从山下打到山上,在马屁股山顶布阵再战。居高临下,扼守咽喉,打得敌人尸体狼藉。北走平岗时,天飘清雪,如同烟雾,雪林共融,五十米内难辨方向,导致将军误入敌军五部连阵,殊死拼搏了整整一天,损失惨重。参加这次战斗的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说:“那次战斗,整个机关枪连没有了。一个连十二挺机关枪,战士没有了,就剩机关枪了。主力没了。”

  

  更令人痛心的是,2月1日清晨发生了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张秀峰借查哨之机向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叛逃事件。岸谷隆一郎如获至宝,立即调集程大队、崔大队、曲大队等五支讨伐队,在张秀峰的引领下,包围了将军在濛江县那尔轰古石山驻地。于第二天清晨发起围攻。将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同徐哲分散突围后,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仅剩三十人了。可以说,张秀峰的叛变对杨靖宇将军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从那以后,将军身后就像长了尾巴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狗蝇子”一样的讨伐队走一步跟一步,走一天打一天,走到哪里就包围到哪里,陷入无法挽回的绝境。

  

  2月3日,为了让战士们吃上一顿饱饭,将军率领疲惫的队伍到天合兴木场筹粮。将军警卫员黄生发说:刚打开围子,没等装完粮食,敌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将我们团团包围了。杨司令当机立断,领着我们十五个人掩护那十五个背粮食的战士突围。但等将军千辛万苦突围出来以后,那十五个背粮的战士已经失散得无影无踪了。至此将军身边仅剩十五人。

  

  2月4日,将军在杜家趟子遭到日军有马部队、边见飞行大队的袭击和轰炸,一日之内连易两个战场,始得突围。

  

  翌日,在西北岔遭遇日本宪兵队小滨部队、名古屋部队,关东军古见联队、乌火田联队四支强敌合围。将军给少年铁血队副队长于伦留下六名战士阻击敌人,自己带领最后七名战士继续前进。没有程斌等警察讨伐队,没有飞机配合,跟清一色的日本兵作战,于伦觉得仗要好打得多。他告诉战友们:今天的情况不好,咱们得坚持多打一会儿,打的时间越长,杨司令越安全。

  

  于伦说,我专捡阳坡牵着鬼子们在山上转圈子。鬼子的大皮靴在雪壳子上一踩一个窟窿,一踩一个窟窿,陷里就拔不出脚,把他们累个贼死。我们从早上太阳冒红开始,边走边打,一直打到晌午歪了,才领着六名战士撤退。因为杨司令走的时候没告诉完事下一步到哪儿会合,那我就明白了:“掩护完,突围出去见机行事,自讨方便吧。”

  

  黄生发回忆说,杨靖宇将军自从在于伦他们掩护下突围以后,在木帮的楞堆里得到短暂休息。1月12 日正月初五,由于张老狗外出筹粮被捕叛变,不得不离开楞场,再次转移。突围中黄生发、刘福泰、吴永福、好赛贝和地方交通员都负伤了,将军把他们领到濛江县东南方的大青沟。

  

  在这里,将军和聂东华、朱文范两名警卫员与黄生发等四名伤病员分手。黄生发说:靖宇将军要我带四名伤员去那尔轰后方基地养伤,联络后方基地的陈秀明政委到濛江南方的七个顶子接应他。将军这里所说的“七个顶子”,是敌人的军用地图对三道崴子一带的称呼。


第四部份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2月15日,敌伪资料记载:“下午3时许,在新开河木场西北三支讨伐队六百余人与杨遭遇。”这三支与将军遭遇的讨伐队分别是:程大队、崔大队(大队长崔胄峰,原名冯剑英,原中共柳河县委书记,1937年7月20日叛变后,专门破坏南满地方党组织。1939年冬由他牵头组成一支讨伐队,叫崔大队)和抚松县伪警察唐振东大队。三支讨伐队六百余人。敌伪资料记载“杨非常机警,返身上山,占领有利地形,手握双枪,猛烈射击,打得他们趴在雪地上抬不起头来。”

  

  岸谷在《杨靖宇匪讨伐座谈会》上这样描述那天的战斗情形:“大个子崔君(指崔胄峰)怎么追也没追上杨。”“他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逃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得越过头顶,大腿和屁股摆动的姿势,像驼鸟跑的那样。”

  

  杨靖宇见敌人渐渐逼近,在距敌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来,以一棵大树作掩护,双枪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雪地上抬不起头来。崔大队的副大队长、日本警尉补伊藤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杨,你跑的不行,归顺吧,大官的给!”将军将计就计,高声应道:“好!你们不要打了,我归顺。你一个人上来谈一下。”伊藤不知是计,高兴地喊道:“好!我马上就……”在他从雪窝子爬起的瞬间,随着“叭,叭,叭!”三声枪响,只听一声惨叫,伊藤应声倒地。大队长崔胄峰因拽着伊藤的衣角阻拦他起来,受到连带又被将军瞅准机会“叭叭叭”三枪打碎了胯骨,倒在雪地上。

  

  这次战斗,将军打死敌人一名,打伤六名,天黑时分,左臂负伤。趁敌混乱之机,奔入森林,成功甩掉跟在身后追击的三支讨伐队。叛徒白万仁说:2月15日是正月初八,吃两顿饭。大伙集合到一堆准备返程吃饭的功夫,和老杨偶然遭遇。结果我们三支讨伐队六百多人跟腚撵他一个人,愣是没撵上,还让老杨给销掉七八个,这老岸谷就火了,不叫我们吃饭,也不叫我们睡觉,就让那么一直撵下去。我看事不好,跟前后左右的伙计一核计就掉队了。

  

  当天晚上,敌人跟踪追击了一宿。

  

  夜幕漆黑,雪地上的脚印更加难以辨认了。岸谷下令把讨伐队所有人身上的火柴集中起来,一根一根地划着,借着微弱的光亮,辨认着将军留在雪地上的血迹和脚印,缓慢地向前追踪。此刻,连冻带饿,三支讨伐队已被将军拖得疲惫不堪,“一个人‘叭嗒’倒下去之后,就像流行性传染病那样猛烈。接着那里,这里,都‘叭嗒’‘叭嗒’地倒开了。”“早晨出发时六百余人的讨伐队,逐渐减少到三百人、二百人、一百人,到2月16日凌晨2时,只剩五十人了。”岸谷在《杨靖宇匪讨伐座谈会》上如是说。

  

  终于,在濛江县大北山东方三公里处的朝抚公路上,失去追踪线索,岸谷遇到接应汽车,带着剩下的五十个残兵返回濛江县城。

  

  16日清晨,不甘心失去追踪线索的岸谷派出边见飞行大队继续搜寻将军的下落。终于发现大北山山头上有六个抗联战士。敌机通过无线电联络,调集周围所有讨伐队前来围攻。结果打死一人,俘虏两人,失踪三 人。敌人以为打死的那个大个子就是杨靖宇将军,兴奋地发出了“击毙匪首杨靖宇”的“战绩通报”。

  

  两天后,2月18日,更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了。将军身边最后那两名警卫员聂东华、朱文范在濛江县城东方的大东沟苕条顶子炭窑,向烧窑的农民赵学安买粮时,被赵学安举报给大东沟警察分驻所。两名警卫员遭到分驻所警察和伪自卫团的包围袭击,壮烈牺牲。敌人在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印”木质手戳一枚、口琴一支、手枪四支。岸谷由此断定:杨靖宇就在大东沟!把他所有的兵力都部署到大东沟去了。

  

  2月23日清晨,保安村四个农民赵廷喜、辛顺礼、孙长春、迟德顺8点多出围子(集团部落)给飞机场打柴火。来到三道崴子准备进地窝棚抽颗烟再干活。走在前面的迟德顺一推门,没想到草铺上躺着一个“大个子”“大胡子”的人,以为遇上土匪了,吓的一激灵。这时候大胡子说话了:“老乡,不要怕,进来说话。”他们四人战战兢兢走进去,大胡子说:“我,是抗日的红军,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爷们带没带干粮?跟你们匀点干粮垫垫饥。”平常胆小怕事,窝窝囊囊的伪牌长赵廷喜回答说:“现在县上戒严,上山干活一律不准带干粮,我们爷几个谁身上也没有吃的。”当大胡子从兜掏出一叠钱,请俺们回村给买粮食和衣服时,他却劝降道:“瞅你说话直倒气,看样病挺重。你这罪可遭大了,降了吧,现在日本人对降下来的人也不杀头了,何苦遭这罪啊?”大胡子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哪,日本强盗上咱家门来打劫,爷们怎么能不管家里的老老少少呢?再说,要是都投降了,还有中国人的好吗?”赵廷喜见谁也不吱声,便接过钱领他们回村买粮。

  

  迟德顺说,回走到坎上的时候,孙大爷(孙长春)摔了一跤,我上去扶他。老头儿一把抓住我胳膊说:“前面那俩玩意儿都不是好饼,咱离他们远点。不跟他们往一堆凑乎。”故意放慢脚步,眼瞅着赵廷喜他们俩往东去了,我们就向西,走西门,袅悄地回了家。

  

  赵廷喜的审讯档案上记载:他走到南门被李正新堵个正着。他俩是连襟。李正新问赵廷喜:你不是给飞机场打柴火去了吗?不晌不夜地这个时候回来干啥?什么情况?赵廷喜被问结巴了:没,没什么情况。我,我回来伐锯。李正新说:你撒谎都不会撒,哪有上山打柴火不伐锯的?老实说是不是遇上红军了?告诉你别犯糊涂,知情不报不仅你小命玩完,我都得跟着吃瓜落,全村人跟着遭殃!赵廷喜被诈出实情:三道崴子地窝棚有一个红军让我回来给买粮……特务腿子李正新不等听完,拽起赵廷喜就上保安村警察分驻所报告。

  

  保安村警察分驻所所长寇永和在口供材料上交待:几个警察一看窝囊废赵廷喜来报告,挺烦他,没有管。结果让李正新拽着进了城,向伪濛江县公署警务科科长王世洪报告。

  

  王世洪听了不由分说,把他俩领到设在伪濛江县公署后院的通化省警察讨伐大队本部。本部司令官岸谷隆一郎问赵廷喜:“什么人的?”“大胡子,大个子。”“大胡子多大?”赵廷喜比划着答连鬓胡子。“大个子多大?”答:“比我高,比他高,比你也高。”对杨靖宇体貌特征了然于胸的岸谷断定:赵廷喜见到的“大个子”“大胡子”就是杨靖宇!于是,迅速组织了第一批二十二个人的“快速挺进队”,由日本警佐西古喜代人带领,分乘两台汽车火速出发了。以后陆续派出第二批二十五人、第三批九十人、第四批一个中队、第五批一个小队赶往三道崴子。


第五部份

  

  时近中午,当回村买粮的赵廷喜等人久久不见踪影时,杨靖宇将军就已经明白:粮食不会有了。买粮食的人也不会回来了,来的只能是讨伐队。他做好最后一战的准备。

  

  眼前是凶残的敌人,背后是破碎的河山,身受伤病饥饿的摧残,心灵负载着曾经亲密战友的背叛。将军此时悲愤已极,纵有千言万语,又能与何人说?此时此刻,容不得更多考虑。他迅速整理思绪,提前从地窝棚运动到河岸边的卧牛石旁,这是他当时所能依靠的仅有的掩体了。

  

  果不其然,粮食没来,快速挺进队来了。前后一共二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很多还是抗联叛徒。于是,就出现了前面记述的那一幕。

  

  身处四面重围的将军,并没有惊慌,挺身应战。依当时情况看,敌人完全有生俘杨靖宇将军的把握和可能。现场指挥西谷喜代人之所以做出“干掉他!”的极端决定,还是担心一旦久拖不决,将军会再次重演2月15日只身一人拖垮三支讨伐队六百余人那一幕。

  

  枪声再次响起,清脆地划破寂静山林的上空。抗联叛徒、特等机枪射手张奚若描述,“老杨在那棵大树底下,抬起腿,弓起身,要跑的一霎那,我瞅准机会,一个点射,全给他点在这儿(指胸口)了”;

  

  叛徒张秀峰1985年10月在纪念碑前比划着说:“老杨是头冲南,脚冲大树倒着的”;

  

  叛徒白万仁则端详门板上的将军照片滴泪:“那会儿我们都趴在雪窝子里,瞅着他好像被弹起来之后倒下的”“老杨倒下时溅起的雪雾很高”;

  

  《杨靖宇匪讨伐座谈会》记载:“他仰面向天,轰然倒下”。

  

  那张门板照片显示,杨靖宇将军胸部中了四颗机枪子弹,成一条水平线,这是一个点射击中的特征。一般情况下特等射手一个点射就射三颗子弹,而这四颗子弹一个点射的射击,足以证明射手的心态,必须一击致命,否则自己可能被对手毙命。可见枪击虽然发生在一个人对战二十多人的情况下,战斗还是很激烈,而且还有一段胶着。

  

  杨靖宇是老疆场了,射击一段时间会习惯性地变换射击方位。过去都是战友们相互掩护的,此刻他孤身一人,再变换位置,必被击中。再起身向北跃进时,被北向张奚若的机枪子弹击中,四颗子弹同时击中将军胸部的推力与起身跃进的冲力,瞬间水平方向碰撞,或产生些许托举力,从远处不同的视角看,人可能有弹起的感觉。所以,后来靖宇县曾有过“杨司令从地上跳起来,跨上一匹大红马飞走了”的民间传说。

  

  望着“仰面向天,轰然倒下”的将军,敌人半天没敢挪窝。这支临时编成的快速挺进队都是2月15日那天被将军拖垮掉队的伤兵。他们都趴在雪地上不敢起来。刘述廉说:赶在这个节骨眼儿,那个张(指张秀峰)赶到了现场。

  

  采访中张秀峰对我说,当时因为已经有好几次出现场指认老杨的经历,今天说打住了,不是;明天又说打住了,又不是。这回临上车前,老岸谷就问我:“杨的大胡子的?”我说:“那不一定,胡子刮了就没有,不刮就有。”又问:“杨,大个子的?”“那当然。”“比我高的?”“肯定比你高。”岸谷隆一郎派程斌大队第二中队长谢吉清作监护人与张秀峰一同乘车来到现场。他说,我到那大树底下一看,还真是老杨!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

  

  为什么呢?他说:“老杨那人一向讲究军容整洁,一路军警卫旅从来都是干净利索的,衣服扣多会都扣得严严实实的。但是,那天我到大树底下一看,老杨身上的军装开花了,胡子老长。因为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和老杨互相刮胡子。这时才想起来,我们共用的刮胡刀还在我兜里!”

  

  西谷喜代人见张秀峰来到大树下,从雪地上爬起来,拽着他的衣角问:“杨匪的是?杨匪的是?”张秀峰说我当时说不出话来,使劲点点头。小越、大阪、坚石三个日本人“嗷”地一声从雪地上蹿起来,高喊:“可把他打住了,万岁!”由四个日本人抬着将军遗体踩着河床上的倒木过了河,将将军遗体放到赵廷喜打柴火的爬犁上。然而爬犁短,不行。又派人上去把地窝棚的门板打下来,将将军遗体放在门板上。多年后,张秀峰时常在梦中见到“躺在门板上的老杨两条腿是耷拉着的,赵廷喜拉着爬犁在前面走,老杨的两条腿在雪地上划出深深的两道雪沟”那一幕。

  

  等来到能走汽车的坎上,又把将军遗体搬到汽车上。当载着将军遗体的汽车开到保安村村口时,岸谷隆一郎领着随军记者小林警尉补已经在那里开始照相了。

  

  张秀峰指着那张将军躺在门板上的现场照告诉我:当时小林警尉补一劲吵吵“快快地,快快地!”我看不惯他那个张狂样,悄悄从他后面过去拐他一胳膊肘儿,把他拐个狗抢雪。没想到这小子没发怒,反而让我们顶起门板给老杨照了这么张相。因为岸谷老想和老杨比比个儿,到底谁高?这会儿老杨死了他没法比,顶起门板照张相看看。

  

  杨靖宇将军的战友姜椿芳指着那张门板照对我说:我一米八三,比他(杨靖宇)猛一点,那他也就一米八二。医生洪宝源说:人死后骨头脱节了,都比活着的时候高,一米九二是遗体。有的敌伪资料说杨靖宇身高两米零二,那是根据那张门板照的角度计算的。

  

  当天晚上,将军遗体安放在岸谷隆郎办公室的隔壁,由一个班把守。他沉醉而不能冷静,一夜没睡。睡不着觉,就让翻译刘述廉他给打着手电,一会过去摸摸这,再一会过去看看那,他不明白,抗联靠什么支撑在大日本皇军和满洲帝国铁桶一样的包围圈里拼搏了这么久?杨靖宇究竟有什么神力只身一人拖垮他六百余人的讨伐队?围着将军的遗体打磨磨,折腾了一宿。

  

  杨靖宇将军血染疆场,程斌讨伐队当天晚上在濛江街里喝起庆功酒。机枪射手张奚若炫耀说:“老杨在那棵大树底下弓起腰、抬起腿要跑的一刹那,我瞅准机会,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了。”谁知,话一出口,酒桌立刻冷了场。好久,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使劲一礅:“混蛋!你不得好死!”酒杯碎了,大家面面相觑。

  

  半晌,不知谁说了句:“喝多了,喝多了”“散了吧,散了吧”,白万仁说一杯酒还没下肚的庆功宴就这么就散了。张秀峰回到驻地,发现程斌没到岸谷隆一郎的庆功宴上去,一个人在那喝闷酒呢,气哼哼地对程斌说:“原来老杨是张奚若这个混蛋打死的,你给我颗枪,我不能饶了他!”程斌醉眼醺醺,眼盯盯瞅着张秀峰一字一顿地说:“老杨死了,我的饭碗也没有了,我都自身难保,你,也得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喝酒!喝酒!”两人喝了一宿酒。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张秀峰说他刚要眯缝着的时候,就听外面岸谷隆一郎已经在集合队伍了。等他来到现场时,将军的遗体已经摆在了铡刀前。在岸谷隆一郎指挥下,将军被断头剖腹,经化验得知杨将军的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枯草和棉絮,岸谷隆一郎愣住了。沉默良久,对着已经没有头颅的将军遗体,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竖起大拇指:“杨,大大的英雄!”随后,在他召开的庆功会上,精心准备了一宿的讲演稿讲不出来了,只撂下这么两句话:“悍匪杨靖宇在大日本皇军和满洲帝国团结得铁桶一样的包围圈里落得个没吃没喝的下场。警告你们,以后不要再有反心了!” 会场上哭声一片,只开了不到十分钟,便草草收场。

  

  采访是一种交流,是一种体验;采访也是一种发掘,是对历史场景的再现,更是对历史的反思。与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交流时,他听我讲完赵廷喜报密经过以后,突然站起身来,红头涨脸,摊开双手在地上转着圈吼:“你说说,你说说,你说老杨他当时差啥呀?就差一个大饼子!有一个大饼子他就能活,他就不至于死!他活,我们一路军就都能活,我们都在等他呀!”说着,说着,双泪长流。久久之后发出一声长叹:“中国人咋都这个样?”

是啊,中国人咋都这个样?

  

  王传圣之问,关乎国家精神,严肃而犀利。他是参加十四年抗战的抗联老兵,他是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少年铁血队指导员,他有资格向赵廷喜们发问、发火、发怒:中国人咋都这个样?他也有资格向今天的我们发出这惊世之问!

  

  思之所问,让我记起一件感人的故事:1983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靖宇县委收发室来了一位罗锅腰的耋耄老人,声称:“我是给老杨跑信的,找靖宇县最大的官要个名份!”

  

  老人叫马印发,原名马良。1935年10月,他当向导把二军西征队领到那尔轰,实现抗联一二军会师后,便留在一军司令部当交通员,传递巴黎《救国时报》。1938年《救国时报》停刊转而以三道崴子为联络点专司抗联一路军司令部外界信息沟通,其联络规律是初五、十五、二十五,或初十、二十、三十。朱德题词纪念塔上方那棵数百年老松就是他接收联络关系的“消息树”,这也是杨靖宇将军之所以牺牲在三道崴子的原因之一。不巧的是,1939年5月底在护送共产国际交通员返程的路上,因苏联交通员得了伤寒病,待给他治好病护送出境,千辛万苦回到濛江时已经全县戒严了。

  

  当时,县民政局按长征老红军待遇给他落实政策,每月补贴三十元。我对他说:“三十元不算多,吃饭够,如果吃药看病有困难再来找我们,政府还管。”老人却说:“中了,我找政府要的不是钱,要的是名份。政府给了我这个红本本,认我的名份,我到阴朝地府还能给老杨跑信去!”说这话未出三个月老人就走了。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马良当年曾在常青树下问我:“你在党不?”我说“在。”老人羞赧怩扭地对我说:“我不在。”我说:“知道,你不是嫌老杨的纪律太扳人,不愿意在吗?”没想到他双泪长流:“嗨!我后悔啊!你说,当初我要是在党,有纪律在那扳着,就是再苦再难也能想法儿出去一趟啊。我要是出去了,老杨备不住有救,就不能死!”马良的愧悔是有道理的。据我所知,同样深怀愧疚的还有保安村警察分驻所的所长寇永和。

寇永和本来是抗联在保安村联络点的负责人,他在交待材料中后悔地说:“赵廷喜来报告的时候,赶上四个警察牌打得正上劲,就没管。要不但凡多问两句,把赵廷喜留下,孙长春就能上去。那样老杨或许不至于死。”


  寇永和说的“孙长春就能上去”的事,据迟德顺的回忆证实:那天上山给飞机场打柴火本来没有孙长春,是他自己跑来说家里没柴火要烧大腿了,让俺们给捎根站杆回来。辛顺礼就把他“别”去了。后来俺俩回家不一会儿,孙大爷腰里绑一圈煎饼又来找我,要上山取爬犁。我纳闷:爬犁是赵廷喜他们的,咱张罗那干啥?没等出门,讨伐队已经一批接一批赶过去了,没去成。

然而,后悔没用,反思却有必要。探究起来,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反思,有太多的惨痛教训需要铭记!

山河破碎、烽烟遍地的岁月已经走远;战马嘶鸣、浴血奋战的场景犹在眼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能战方能言和”,为了保家卫国,为了领土完整,为了和平,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杨靖宇将军的铁骨雄风,仍然需要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

  

  常青树下,仰望蓝天。我们深情地呼唤杨靖宇,呼唤杨靖宇精神,呼唤杨靖宇的忠烈品格。

  

  作者:刘贤(杨靖宇干部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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